摘要
2026年1—7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同期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跃升至41.6%。总量收缩与结构跃升并存的“剪刀差”，并非短期政策扰动所致，而是中国利用外资从规模导向转向质量优先的阶段性镜像。本文在系统梳理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动理论谱系的基础上，构建“全球供给端—国内需求端—制度政策端—统计口径端”四维成因框架，剖析高技术产业占比跃升的双重驱动机制与可持续性隐忧；继而从国际比较视角，考察新加坡、爱尔兰、印度、越南、墨西哥等经济体吸引高质量外资的制度经验与分流效应；进而讨论资本市场开放、外资形态嬗变与结构高度化之间的互动逻辑，并辨析外资质量提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认为，当前中国外资面临的核心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向“结构失衡与制度适配不足”，应坚持制度型开放主线，弥合“边境后”制度落差，统筹增量提质与存量维护，推动外资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质量协同提升。
关键词
外资结构；高技术产业；制度型开放；FDI质量；经济增长质量；全球产业链重构
一、引言
（一）问题提出
2026年8月21日，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勾勒出中国利用外资领域一幅耐人寻味的复杂图景：2026年1—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达41.6%，较上年同期提高12.2个百分点。一个“增”与一个“降”并存：新设企业数继续增加，实际到位资金持续收缩；总量规模承压下行，高技术产业占比逆势跃升。
这一“剪刀差”并非孤立月份的数据波动。2025年全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76.9亿元，同比下降9.5%。从2025年全年到2026年前7个月，总量收缩态势延续，但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则由约29.4%（2024年）上升至32.3%（2025年），进一步跳升至41.6%（2026年前7个月）。外资结构正在发生显著位移。
值得追问的是：新设企业数增长与实际使用金额下降之间的背离，是否意味着外资项目的平均规模趋于小型化？在总量下降背景下，高技术产业占比的跃升究竟是结构升级的拐点，还是分母收缩放大的统计幻觉？传统外资退潮与高技术外资涌入之间的“时间差”，将如何影响外资总量的企稳与后续走势？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短期外资形势判断，更关系到中国在“十五五”期间如何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统筹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
从国际背景看，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在过去十年经历了深度调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FDI长期未能恢复至危机前水平，2017年后连续多年下滑，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一度探底。2021年出现强劲反弹，但2022年后受地缘政治冲突、主要经济体加息、全球供应链重构等多重因素影响，跨国投资再度趋于保守。在此背景下，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由高速增长转入波动调整，本质上是对全球资本流动趋势的客观映射。但与此同时，中国高技术产业外资占比的快速攀升，又显示出全球资本对新兴领域布局的再配置逻辑。
（二）研究意义
从理论意义看，已有研究大量聚焦于FDI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FDI内部结构变动及其质量维度的关注虽在近年有所增加，但系统结合制度型开放、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新质生产力”培育背景的研究仍较薄弱。本文尝试把外资结构变动置于跨国投资理论演进与中国发展阶段转换的双重坐标中加以考察，提炼外资结构高度化的理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兼顾全球供给端、国内需求端、制度政策端与统计口径端的综合解释框架，以期对外资结构变动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学理支撑。
从现实意义看，中国正处在利用外资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优先”的关键窗口。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球跨境投资低迷、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新兴制造基地分流压力加大，稳外资面临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准确把握外资结构变动的趋势与成因，识别结构性矛盾与制度堵点，对于优化外资政策、稳定市场预期、推动高质量利用外资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外资结构的高度化并非自动转化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其间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和阈值条件。政策设计如果仅关注高技术产业外资占比的上升，而忽视外资与本土创新体系的融合深度、本土吸收能力和制度配套水平，可能导致“飞地经济”和“过路投资”风险。因此，本文的政策讨论强调“结构高度化”与“深度融合化”并重，力图为“十五五”期间高质量利用外资提供更加系统的决策参考。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采用“理论梳理—事实描述—成因解释—比较分析—政策设计”的研究逻辑。首先，梳理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动的理论体系与文献进展；其次，从历史演进与2026年1—7月最新数据两个维度刻画外资总量与结构变动特征；再次，从供给端、需求端、制度端、统计端解析结构跃升的成因，并对可持续性进行审慎评估；随后，引入国际比较，提炼主要经济体吸引高质量外资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讨论资本市场开放、外资形态嬗变及外资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最后，提出系统性的政策路径。
在方法上，本文以定性分析为主，辅以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商务部全国吸收外资数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学术文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部分来源地、细分行业数据的披露存在滞后和不完整，文中在相关部分作了必要的审慎说明，以避免过度推断。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动的理论渊源
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产业、技术、功能结构，是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结果。理解这一结构的变动，需要回到FDI理论的基本脉络中。
1.垄断优势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Hyner（1960）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跨国企业之所以能够进入东道国市场，源于其拥有技术、品牌、管理、规模经济等独占性优势。这一理论解释了早期以美国制造业资本为代表的水平型FDI。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进一步指出，产品从创新、成熟到标准化阶段，其生产区位会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早期中国吸收的“三来一补”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资，正是产品生命周期后期生产能力转移的典型形态。该理论的启示在于：FDI的产业层次与东道国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密切相关，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更替，外资结构会发生阶段性的更替。
2.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范式
Buckley和Casson（1976）将交易成本引入跨国投资分析，强调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促使企业以内部化方式替代外部市场交易。Dunning（1977，2008）在此基础上整合形成OLI范式，即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区位优势（Location）和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其中区位优势的变化直接决定外资流向与结构。当一国要素禀赋、市场规模、制度质量、产业配套能力发生变化时，外资的产业分布和投资形态会随之调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工程师红利积累、本土供应链完善，正是OLI框架下区位优势从低成本要素向效率与创新生态转换的体现。
OLI范式的动态化拓展对于理解中国外资结构变动尤为重要。Dunning早期将区位优势视为相对静态的要素禀赋组合，但后续研究将制度环境、集聚经济、创新网络等“创造型资产”纳入区位优势范畴。这一拓展意味着，东道国可以通过主动的制度改革和产业政策，重塑区位优势，进而引导外资结构的升级。中国以负面清单压缩、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研发创新激励等为代表的制度供给，正是从“静态禀赋依赖”转向“动态制度创造”的实践。
3.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与雁行模式
Kojima（1978）基于日本对外投资经验提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一国应率先将本国已处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向海外转移。这一理论在东亚“雁行模式”中得到体现。中国吸收外资的产业梯度转移——从纺织服装到电子装配、再到高端制造——与东亚生产网络的产业传递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但需要指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主要解释的是母国“输出劣势产业”的过程，而中国当前吸纳的高技术外资并非来自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而是其核心竞争力的前沿环节。这表明，中国吸收外资的产业结构已经超越了简单的“雁行跟随”，进入与全球创新前沿同步布局的新阶段。
4.制度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理论
North（1990）所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强调产权保护、契约执行、政策稳定性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外资不仅追求要素成本最小化，也追求制度环境可预期性。近年来，中国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推动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后规则”拓展，正是制度理论在开放领域的应用。制度质量对高质量外资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当制度质量超过一定水平后，高质量外资对制度改善的边际反应更强，因为创新密集型投资面临更高的资产专用性和合同不完全性。
全球价值链（GVC）理论则提供了更动态的视角。FDI结构变动实质上是跨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重新布局治理结构的过程。Antràs（2003）等研究表明，价值链的知识密集环节和标准密集环节更倾向于配置在制度质量高、创新生态完善的地区。中国高技术产业外资占比上升，反映的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从制造装配环节向研发、设计、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区位选择变化。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短链化”趋势也在重塑外资流向，使得靠近市场、靠近创新节点成为跨国投资的新逻辑。
5.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与投资模式选择
Melitz（2003）及其后继者发展的异质性企业理论，为理解企业对外投资的自选择行为提供了微观基础。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选择出口或许可。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外资企业的进入模式：只有具备技术优势的跨国企业才会选择在东道国设立研发中心、从事知识密集型投资，而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性投资则相对容易外包或转移。中国高技术产业外资增加，反映出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总体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在上升，这与东道国本土竞争强度和创新生态改善相互强化。
（二）高质量FDI与结构升级研究进展
围绕FDI质量，Kumar（2002）较早系统提出“FDI质量”概念，认为高质量FDI具有高研发密集度、高出口倾向、强技术溢出和强产业关联等特征。Alfaro等（2004）的研究显示，东道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影响FDI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金融体系越完善，FDI的技术外溢越容易转化为本土生产率提升。后续研究进一步区分了FDI的“量”与“质”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发现低质量FDI可能产生“锁定效应”，甚至挤出本土创新投入。
国内研究方面，近年来围绕“高质量利用外资”的讨论迅速升温。有研究指出，中国利用外资正处于转折期，吸引外资的策略重心已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被动应对外部压力转向主动适应国内转型需求。高质量FDI被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涌现的重要力量：通过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促进劳动资料迭代升级、推动劳动对象深刻变革，高质量外资能够嵌入中国创新体系并产生持续溢出效应。同时，研究也提示，高质量FDI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质量型服务业FDI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正“U”型关系，只有超过一定拐点后，正向促进效应才会显现。
在结构变动的驱动因素上，学者们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其一，制度驱动视角。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竞争中性制度逐步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加强，构成外资流入的制度性激励。其二，产业升级视角。外资结构优化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形成同频共振，高技术产业外资深度融入中国“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其三，国际环境视角。全球跨境投资规模波动、投资方式变化、区域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正在重塑中国外资的外部约束。此外，部分文献开始关注数字技术对外资形态的影响，认为数据要素跨境流动改变了传统FDI的边界，平台型、服务型外资的比重趋于上升。
（三）文献述评与本文的边际贡献
总体来看，已有文献对外资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相对充分，对外资内部结构变动的系统分析仍显不足。尤其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外资从出口导向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微观机制，外资结构高度化与本土创新体系之间的动态反馈，以及“边境后”制度落差对高质量外资进入的影响路径，尚缺乏足够精细的研究。本文尝试在这些方面做出边际推进：第一，在理论探讨层面，将动态OLI范式、制度门槛效应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第二，在实证描述层面，利用2026年1—7月最新数据，对高技术产业占比跃升进行“分子—分母”分解，识别统计效应与实质升级成分；第三，在政策设计层面，突出“结构高度化”与“深度融合化”的协同，强调防止“飞地经济”与低质量“统计型升级”。
三、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
（一）试点探索期（1978—1991年）
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中国利用外资正式启动。外商直接投资从1979年的8万美元起步，到1991年增至43.7亿美元。这一阶段外资规模小、来源相对单一，以港澳地区资本为主，投资形态以“三来一补”和中外合资为主，产业分布集中于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利用外资主要服务于出口创汇和解决就业，外资质量总体偏低，但完成了制度试验和观念破冰。
这一阶段的外资政策带有强烈的探索性和限制性。早期对外资股权比例、行业范围、外汇平衡均设置了较严格限制。1986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首次对产品出口型和技术先进型外资企业给予所得税、土地使用等优惠，标志着政策开始关注外资质量。从数据看，1979—1991年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约250亿美元，年均不足20亿美元，规模有限但制度意义重大。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区域集中度极高。
（二）快速发展期（1992—2000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改革开放提速，外资大规模涌入。外商直接投资从1992年的110.1亿美元迅速升至2000年的407.1亿美元，年均增长17.8%。这一阶段，跨国制造企业加速在华布局，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外资来源地趋于多元，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资本明显增加；产业结构仍以制造业为主，但电子、化学、汽车零部件等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投资上升。1995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首次发布，外资政策从单纯鼓励转向有选择地引导。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阶段中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出现初步提升。一方面，以摩托罗拉、诺基亚、大众、宝洁等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开始在华设立组装线和部分本地化研发机构，带动了供应链配套发展；另一方面，外资的区域布局从沿海向沿江、内陆省会城市扩散，但东部沿海仍占绝对主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来自东南亚的外资短暂收缩，但欧美资本逆势补位，显示出中国外资来源结构的韧性。
（三）入世红利期（2001—2012年）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外资进入新一轮爆发式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2001年的468.8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1117.2亿美元。这一阶段，中国凭借“世界工厂+全球市场”的双重优势，吸引了大量出口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FDI。服务业外资占比逐步提升，金融、批发零售、商务服务等领域开放取得突破。外资结构开始多元化，但制造业仍占主导地位。
入世后的外资结构变化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制造业外资从低技术环节向中高技术环节延伸，电子信息、汽车、化学品、机械制造等成为主要增长点。第二，服务业开放加速，2006年后外资银行法人化、合资证券基金机构扩容，商贸流通领域全面开放，推动服务业FDI占比由2001年的约25%升至2012年的约48%。第三，外资企业在华研发机构数量快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到2012年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超过1800家，外资由单纯生产制造向“制造+研发”双功能升级的趋势初步显现。
（四）转型升级期（2013年至今）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外资政策从规模导向转向质量导向。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并首次推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此后清单持续缩减。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最终实现全面“清零”。高技术产业外资占比由2024年的约29.4%上升至2025年的约32.3%，并在2026年前7个月跳升至41.6%。外资结构从“制造业主导”向“高技术产业引领”转变，中国从“世界工厂”向“创新高地”转型的外资结构映射日益清晰。
这一阶段的外资政策演进具有清晰的制度逻辑：一是准入限制持续缩减，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从制造业到服务业逐步放开；二是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外商投资法》于2020年实施，确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强化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三是开放平台创新升级，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多点布局，形成梯度开放格局。高技术产业外资的快速上升正是在这一制度供给与产业升级共振的背景下实现的。
（五）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
从上述演进看，中国外资结构变动遵循三个基本逻辑。第一，要素禀赋跃迁。从廉价劳动力到工程师红利、再到创新生态，外资的产业选择随中国比较优势的升级而变化。第二，制度开放牵引。每一次重大制度突破，比如从合资立法到入世、从自贸试验区到制度型开放，都带来外资结构的质变。第三，内外需结构互动。国内超大市场扩容和消费升级，推动外资从出口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创新导向型转变。此外，外资结构变化还体现出明显的“阶段叠加”特征，即新旧动能并非完全替代，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共存、消长，这使得观察者需要警惕“总量下降被结构升级部分遮蔽”的统计误读。
四、2026年1—7月外资总量与结构特征
（一）总量特征：承压态势延续但边际收窄
2026年1—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新设企业数增长，表明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没有根本动摇，外资进入意愿仍保持一定热度。但同期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总量收缩态势延续。新设企业数与实际使用金额的“背离”需要进一步辨析：企业设立属于前期决策，实际资金到位受项目建设周期、审批进度、融资安排等多重因素影响，两者之间存在天然时滞，因此新设企业数增长并不必然对应同期资金到位增长。
拉长观察窗口，2025年全年实际使用外资7476.9亿元，同比下降9.5%。2026年前7个月降幅较2025年全年收窄3.3个百分点，显示出边际改善信号，但尚未实现正增长。按月来看，2026年3月以来单月同比降幅呈现波动收窄趋势，部分月份甚至接近持平。考虑到全球跨境投资整体低迷、地缘政治风险高企，这一降幅既有外部环境压力，也有内部结构转换的必然成分。
（二）结构特征：高技术产业占比跃升
与总量承压形成鲜明对照，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逆势大幅增长。2026年1—7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达41.6%，较上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这是近年来高技术产业占比上升最快的一个时期。从2025年全年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417.7亿元，同比增长约7.8%，占比约32.3%；2026年前7个月占比跃升至41.6%，表明结构升级在加速。
分行业看，增长动能集中于创新服务与高端制造领域。研发与设计服务实际使用外资增长72.1%，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62.2%，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39.9%。这些行业的共同特征是：不依赖土地、厂房和低成本劳动力，而是高度依赖知识、技术、人才和产业生态。跨国资本正从“在中国制造”转向“在中国研发”“在中国创造”。高技术服务业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高增长，反映出外资在华创新链布局从“前端制造”向“中后端研发与商业化”延伸。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高增长，则与中国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密切相关。
从2025年全年数据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417.7亿元，其中电子商务服务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75%、42.1%、22.9%。这说明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具有较强趋势性，不是个别月份的偶然波动。电子商务服务业的高增长，与中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完善、消费市场庞大高度相关；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的增长，则受益于人口老龄化和大健康产业需求扩大；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的增长，与中国商飞产业链带动和低空经济兴起有关。
（三）来源地与区域分布特征
来源地结构更趋多元。2026年1—7月，沙特阿拉伯实际对华投资增长343.7%，法国增长36.1%，韩国增长15.8%（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中东资本、欧洲产业资本以及亚洲制造业资本正在形成更加多元的组合。不过，沙特数据的高增长包含明显基数效应，不宜过度解读为一般性趋势；传统主要来源地如美、日、德等的对华投资数据披露尚不完整，结构性判断需谨慎。从全球FDI来源地结构看，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仍是对华高技术产业投资的主体，但其投资方式更趋隐蔽，常通过设在第三地的控股公司或自由港转投，这使得按最终投资来源地统计的国别数据容易失真。
区域分布方面，东部沿海地区仍是外资集聚主体，但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在高技术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承接外资的能力有所增强。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94.3亿元，服务业3199.5亿元，服务业占全部实际使用外资的约73%，已成为外资流入的主渠道。服务业外资内部结构也在分化：传统商贸、房地产相关外资收缩，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专业服务等领域外资快速增长。这一趋势与全国FDI总量下降但高技术服务业高增的特征一致。
（四）投资方式与项目规模特征
从投资方式看，绿地投资与跨境并购呈现分化。高技术制造业外资以绿地投资为主，跨国企业在华新建或扩建高端生产线、研发测试中心；部分高技术服务业外资则通过跨境并购、设立合资科技服务平台等方式进入。受全球并购市场萎缩影响，中国跨境并购规模近年有所下降，但战略投资者在医药研发、数字服务等领域的少数股权投资趋于活跃。外资项目平均规模收缩的判断需要谨慎：新设企业数增长4.4%而实际使用金额下降6.2%，若简单按平均法计算，单项目平均资金规模确实有所下降，但这可能主要是服务业项目轻资产、软件技术出资和初创型科技项目占比上升所致，并不必然意味着外资质量下降。
五、外资结构变动的成因解析
（一）全球供给端因素
跨国企业投资逻辑正在从“成本套利”转向“生态黏性”。过去四十年，外资进入中国首先看重的是低成本制造优势；如今，资本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产业链配套、研发效率和市场可及性。中国在电子通信、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形成了全球罕见的产业密度，一个新产品从研发到量产往往可以在中国一地完成。这种产业生态的“不可替代性”，是高技术外资逆势增长的重要供给端解释。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中国已建成从锂矿资源、电池材料、电芯生产、整车制造到智能驾驶系统的全球最完整产业链，跨国零部件企业若要保持竞争力，必须在中国布局研发和产能。2025年，多家欧洲汽车零部件巨头宣布在华新建或扩建研发中心和智能工厂，投资金额均以十亿欧元计。这并非简单的“成本追逐”，而是“生态依赖”。
同时，全球供应链重组也在倒逼外资企业强化在华创新布局。在“China+1”分散风险策略下，部分制造环节外迁，但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等知识密集环节反而进一步向中国集中，因为中国具备规模化的工程师队伍、完备的数据基础设施和快速迭代的应用场景。从跨国企业全球研发网络的角度看，中国已从“适应性本地研发”（localization for China）阶段进入“全球创新策源地”（global innovation hub）阶段。这意味着，即使某些制造环节向东南亚或墨西哥转移，研发和高增值服务环节仍可能继续留在中国甚至扩围。
（二）国内需求端因素
中国14亿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正在从“规模红利”转向“质量红利”。消费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催生了大量高技术产品和服务需求。外资企业要贴近中国市场需求、保持创新响应速度，就必须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技术服务中心和高端制造基地。这种需求驱动的创新导向型FDI，与过去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FDI有本质区别。
以医疗健康领域为例，中国快速老龄化带来对高端医疗器械、创新药物和健康管理服务的巨大需求，外资药企和医疗器械企业在华投资已从单纯建设生产基地转向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开展本地临床试验和真实世界研究。2025年，多家跨国药企在华的研发投入增幅超过其在全球的平均水平。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高端消费品、工业软件、新能源装备等领域。
此外，中国正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布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外资企业在技术、标准、管理上的优势，与国内产业政策形成互补，推动了高技术产业外资的实质性增长。政策引导与市场选择形成共振，使外资从“在中国生产”走向“在中国研发”“在中国创新”。
（三）制度与政策端因素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制造业领域限制措施全面“清零”，为高技术外资提供了更宽的进入通道。2025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净增加205条鼓励类目录，重点覆盖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形成明确政策引导。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人才签证等方面开展制度创新，降低了外资的合规成本。
制度型开放的重心正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后规则”延伸，包括竞争中性、标准互认、政府采购公平竞争、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等。政策信号从“给优惠”转向“拓空间”，有利于吸引更注重制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高质量外资。例如，一些地方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试点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快速通道，外资研发中心因此可以在更短周期内开展跨境数据协同研发，制度创新直接转化为创新投资的便利。
（四）统计口径与基数效应
2026年前7个月高技术产业占比跃升，亦需考虑统计口径与基数效应。去年同期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约1373.8亿元，基数相对较低；部分大型高技术项目在2026年集中落地、资金到位，导致同比增速较高。更重要的是，分母端传统外资收缩客观上放大了分子端占比。因此，对41.6%这一比例的理解，既要看到实质性结构升级，也要防止因统计效应而产生过度乐观判断。
具体而言，高技术产业占比上升12.2个百分点中，一部分来自高技术产业自身增长（分子效应），另一部分来自非高技术产业下降（分母效应）。如果未来传统产业外资止跌回稳，高技术产业占比的上升速度可能放缓。因此，政策制定者不应将“占比跃升”简单等同于“结构升级完成”，而应关注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的绝对规模和可持续增长能力。
六、高技术产业占比跃升的可持续性审视
（一）增量与减量的时序错配
2026年前7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增加约449亿元。同期总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减少约290亿元。这意味着非高技术产业外资从去年同期的约3299亿元降至约2560亿元，减少约739亿元。高技术产业净增449亿元，尚不足以弥补传统外资约739亿元的减少，新旧动能转换的“时间差”导致总量净缺口仍在。高技术外资增量若能持续加速，未来或可覆盖传统外资减量，但当前仍处“青黄不接”阶段。
这一“时间差”的经济含义在于：传统外资的退潮速度快于高技术外资的流入速度，可能导致一定时期内总量继续承压。如果从项目全生命周期看，高技术项目从签约、建设到资金到位往往需要更长周期，而传统低端项目受成本压力和国际供应链调整影响，撤资或减产更加迅速。这种“快出慢进”的结构性节奏，使得短期内总量企稳难度较大。因此，稳外资政策不能仅盯高技术增量，还需要对传统外资中仍有竞争力、有利于稳就业稳出口的环节给予必要的保留和支持，避免“一刀切”式退出带来的过度冲击。
（二）高增长的基数约束与政策依赖
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72.1%、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62.2%，具有明显的低基数特征。2024—2025年这些领域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仍较小，一旦基数抬高、大项目落地节奏恢复正常，增速大概率回落。此外，高技术外资流入高度依赖政策红利与市场预期的共振。若行业政策、数据跨境规则、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或资本市场预期出现波动，外资决策可能迅速调整。以研发与设计服务为例，跨国企业在华研发中心的扩张往往与税收优惠、人才签证、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信号密切相关，政策预期的稳定性直接决定其长期投资节奏。
（三）企业规模结构与资金到位节奏
新设企业数增长4.4%而实际使用金额下降6.2%，表明单项目平均规模收缩。这一背离可能源于两方面：一是新增外资项目以中小规模、轻资产型创新服务企业为主，单项目资金密度偏低；二是部分新设企业尚处于投资初期，章程注册资本与实际到位资金之间存在时间差。若中小项目数量扩张无法弥补大项目减少带来的资金缺口，外资结构“高度化”可能伴随一定程度的规模“轻量化”。
需要指出的是，“规模轻量化”并不必然等同于“质量下降”。在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条件下，一些高技术服务企业具有典型的“轻资产、高估值、重人才”特征，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较低但技术含量和产出贡献可能很高。因此，评估外资质量不能仅看资金规模，还应结合就业质量、技术溢出、创新密度等指标进行综合判断。但反过来，若大量新设外资企业长期无法形成实际资金到位或有效投资，也可能存在“注册型外资”“符号型外资”的泡沫成分，需要通过后续监管和绩效评估加以甄别。
（四）区域与来源地的非均衡性
高技术产业外资增长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创新要素密集区域，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高技术外资中的占比仍然偏低。这种区域非均衡可能加剧外资红利在空间上的分化，使部分地区难以分享高质量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和人才集聚效应。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343.7%的爆发式增长存在明显基数效应，不能等同于结构性趋势；部分传统发达国家对华投资数据披露不充分，难以全面评估来源地结构稳定性。
如果高技术外资来源地过度集中于少数国家，而传统发达国家资本因地缘政治因素或政策不确定性持续观望，一旦来源国出现波动，可能加大中国外资整体波动性。因此，推动高技术外资来源地多元化和区域布局均衡化，是提升外资结构韧性的重要方向。
七、国际镜鉴：高质量外资吸引的经验与启示
（一）新加坡：制度型开放与总部经济
新加坡长期吸引大量高附加值外资，关键在于制度透明、规则清晰、执行高效。新加坡实行低而稳定的企业所得税率，同时通过“全球贸易商计划”“总部计划”等提供功能型激励，吸引跨国企业设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和资金管理中心。其经验表明，高质量外资更偏好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与高效的政府服务，而非一次性财政补贴。
新加坡吸引高质量外资的制度体系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税制简洁稳定。企业所得税率长期保持17%，并对符合条件的新兴工业给予税收减免，但税制透明，避免了临时性优惠的寻租空间。第二，法治完善。新加坡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商业合同执行效率全球领先，知识产权保护严格，成为跨国公司亚太总部的首选地。第三，功能型激励精准。政府针对总部、研发、资金管理等不同功能设计差异化激励方案，与跨国企业全球功能布局精准匹配。新加坡政府还主动进行产业前瞻布局，在生物医药、信息通信、精密工程、金融服务等领域持续投入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形成与外资需求高度契合的产业承载能力。
对中国而言，新加坡模式的启示在于：高质量外资的竞争不仅是税收优惠的竞争，更是制度质量和政府效率的竞争。中国应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政策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减少外资企业在进入和经营中的不确定性。
（二）爱尔兰：低税率与高技术集群
爱尔兰以12.5%的企业所得税率吸引大量美国科技和制药巨头设立欧洲总部与生产基地。其成功之处在于将低税率政策与产业生态培育相结合，在信息通信技术、生物制药、医疗器械等领域形成专业化集群。但爱尔兰模式也提醒，过度依赖税收优惠和少数跨国公司，可能导致“过路投资”和税基侵蚀风险。中国吸引高质量外资，应更多依靠市场纵深和产业生态，而非简单复制低税率竞争。
爱尔兰的经验具有两面性。积极方面，低税率吸引了苹果、谷歌、辉瑞、默克等跨国巨头将欧洲总部或主要制造基地设在爱尔兰，带来了显著的技术外溢、高端就业和出口增长。爱尔兰政府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本土配套产业和研发基础设施，从单纯的“税收洼地”逐步转向“创新集群”。但另一方面，爱尔兰模式也暴露出税基侵蚀、经济波动性大、跨国公司贡献高度集中等问题。国际税收改革（如OECD全球最低税率协议）进一步削弱了低税率策略的可持续性。
对中国的启示在于：税收优惠可以在特定阶段作为工具，但不能作为长期依赖。中国应聚焦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生态吸引力，把税收政策从普惠式优惠转向功能性、绩效导向优惠，同时防范跨国企业通过转移定价进行利润规避。
（三）印度：超大规模市场与产业政策
印度凭借庞大内需市场、年轻劳动力和“印度制造”激励计划吸引电子制造、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外资。2025财年印度吸引FDI约810亿美元。印度经验显示，内需市场与本土化生产要求可以引导外资结构升级。但印度在基础设施、劳工制度、营商环境等方面的短板，也制约了高质量外资的持续进入。中国相较印度，在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上仍具明显优势。
印度近年吸引外资的增长主要来自电子产品代工、数字服务、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印度政府推出“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对符合条件的制造环节提供基于销售额的补贴，吸引苹果供应链、三星等企业扩大在印产能。同时，印度庞大的互联网市场也吸引了大量风投资本进入数字平台、金融科技、在线教育等领域。
然而，印度吸引高质量外资仍面临制度性瓶颈。基础设施不足抬高物流和运营成本，劳工法规复杂加大用工不确定性，税收征管和争议解决机制不透明降低投资安全感。这使得外资企业常常在进入后遭遇“制度落差”。中国应借鉴印度在政策激励与本土化要求方面的经验，同时避免其在营商环境建设上的不足，继续巩固制度、基础设施和产业生态优势。
（四）越南、墨西哥：制造基地分流与近岸外包
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通过低成本劳动力和大规模激励政策，吸引劳动密集型制造和部分电子装配FDI。墨西哥则借“美墨加协定”和近岸外包趋势，成为面向美国市场的制造基地，2025年吸引FDI约408亿美元。越南在电子装配、墨西哥在汽车零部件和家电制造领域，已对中国相关环节形成竞争性分流。不过，这些经济体的产业生态深度和创新配套能力与中国仍有差距，分流主要体现在中低端制造环节。
越南在电子制造领域的崛起尤其值得关注。三星在越南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富士康、立讯精密等代工企业也在越南扩大产能。越南的竞争优势主要在于年轻劳动力成本较低、对外开放程度高、与多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但越南的产业链深度不足，上游零部件大量依赖中国供应，实际形成的是一种“组装依赖型”分工关系。墨西哥则凭借紧邻美国市场、相对成熟的汽车和电子制造基础，以及《美墨加协定》的关税优惠，吸引了大量面向北美市场的制造投资。
对中国而言，越南和墨西哥的分流压力集中在中低端制造和面向特定市场的组装环节。中国应加速向高端制造、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和工业软件等更高层级攀升，同时优化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布局，以部分承接东部地区成本敏感型制造环节，缓解整体外迁压力。
（五）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经验表明，吸引高质量外资需要“制度、产业、市场”三位一体。单纯的政策优惠难以形成可持续吸引力，制度确定性、产业配套深度和创新生态才是高质量外资关注的核心变量。中国应继续强化制度型开放，避免低水平税收竞争，以超大规模市场和全产业链优势构建长期吸引高质量外资的综合优势。
综合来看，新加坡提供了“制度质量+功能型激励”的范本，爱尔兰展示了“税收工具+集群培育”的成效与风险，印度验证了“市场吸引+产业政策”的潜力与瓶颈，越南和墨西哥则揭示了中国在中低端环节面临的分流现实。中国吸引高质量外资，应综合借鉴上述经验，形成以制度型开放为基础、以产业生态为内核、以市场纵深为支撑、以适度功能性激励为补充的综合性策略。
八、深层挑战：制度落差、国际分流与全球FDI低迷
（一）“边境后”制度落差
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但“准入易、准营难”问题仍较突出。外资企业反映的痛点集中在许可审批、行业标准、数据跨境流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边境后”环节。例如，数据跨境流动管理的具体目录和操作规则尚不细化，行业标准互认不足增加外资合规成本，政府采购中的公平竞争审查仍需落实。这些隐性壁垒不解决，外资获得感与政策红利之间的系统性落差将持续存在。
“边境后”制度落差的具体表现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数据要素跨境流动不畅。外资研发中心需要与母国研发网络进行数据交换和联合研发，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流程复杂、周期较长，影响研发协同效率。第二，标准与认证体系差异。外资企业的产品和技术标准若不能与中国标准实现互认，将面临重复检测、重复认证的成本。第三，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中的隐性门槛。尽管政策层面要求公平竞争，但实际操作中仍存在对本土企业的倾斜，外资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和公共采购的机会有限。
弥合“边境后”落差的关键在于制度执行的精细化和透明度。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应真正实现“非禁即入”，许可审批标准应公开透明、统一适用，数据跨境管理应从“个案审批”逐步转向“分类监管+便捷通道”，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降低外资企业的合规不确定感。
（二）国际竞争压力
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新兴制造基地正通过大规模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趋势下，跨国企业将产能转移至友好国家或邻近市场成为常见策略。中国虽在高端制造和创新生态上具有优势，但部分产业链环节面临被替代的现实压力，特别是面向海外市场的制造环节。
美国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对全球产业链布局产生了显著的扭曲效应。一方面，芯片、新能源等关键产业的资本面临“选边站”压力；另一方面，部分跨国企业为规避关税和供应链风险，加速在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建设“中国+1”产能。这种地缘经济格局对中国外资的“存量维护”和“增量吸引”都构成持续性压力。
但从辩证视角看，压力中也蕴含机遇。全球产业链重构促使跨国企业重新评估中国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中国若能在制度开放、产业升级和区域协作上主动作为，有望从“被动分流”转向“主动重塑”。例如，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中国与东南亚的产业链协作可以形成“中国研发+东盟组装+全球市场”的新型区域分工，减少零和博弈。
（三）高端与低端双线外流
中国外资正面临“高端拼不过发达经济体、低端拼不过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压力。发达国家通过“再工业化”和高技术出口管制，试图将关键产业资本留在本土或吸引回流；新兴经济体通过成本优势和地缘靠近，承接中低端制造环节转移。双线分流压力下，中国必须在制度、效率和创新上形成更高层级的综合竞争力。
高端环节的回流压力体现在：美国、欧盟通过产业补贴、税收优惠和出口管制，吸引半导体、动力电池、生物医药等领域的资本回流。例如，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提供527亿美元补贴，吸引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在美国建厂。低端环节的外迁压力则来自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保约束，纺织服装、低端电子装配等行业持续向东南亚、南亚转移。
应对双线外流的关键在于“上冲”而非“下保”。中国不能指望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来阻止低端环节外流，而应聚焦于提升创新能力和产业生态，在高技术制造、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等环节形成不可替代的优势。同时，通过中西部产业承接和智能制造提升，延缓部分产业的外迁速度，减轻转型期阵痛。
（四）全球跨境投资低迷的宏观背景
联合国贸发会议《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6%至1.6万亿美元，但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温和且地区间不均衡。近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已连续两年下降。中国利用外资金额回落，很大程度上是全球跨境投资疲软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客观反映，而非中国吸引力单边下降。
全球FDI的低迷与多重结构性因素有关：其一，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不确定，跨国企业投资意愿趋于保守；其二，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融资成本上升抑制了跨境并购和绿地投资；其三，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供应链重构使投资决策更加审慎；其四，全球产业链“服务化”和“数字化”使部分投资以轻资产形式实现，实际资金规模下降但经济参与度上升。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面临的外部约束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但与此同时，中国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领域具有结构性机会。全球资本对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并未消失，而是在赛道和方式上发生变化。政策应聚焦于抓住结构性机会，而非追求总量恢复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
九、资本市场发育与外资形式嬗变
（一）资本市场开放进程
资本市场的深化开放正在改变外资进入中国的方式。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已全面取消，外资机构在经营范围和监管要求上基本实现国民待遇。“十四五”期间新增核准13家外资控股证券基金期货机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数量已逾900家，外资持有A股市值3.4万亿元。互联互通机制持续优化，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渠道不断畅通，便利内外资双向跨境投资。2026年前5个月新增合格境外投资者数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显示外资入华正从“战术性试探”转向“战略性配置”。
资本市场开放对外资结构变动的意义在于，它拓宽了外资进入中国的通道，使外资企业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布局实体产业，还可以通过证券市场、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等渠道参与中国资产配置。这种“实体+金融”的组合进入模式，增强了外资在中国市场的整体黏性，降低了单一渠道波动带来的风险。
（二）外资进入方式多样化
外资形式从传统绿地投资、合资合作，扩展到跨境并购、风险投资、私募基金、资本市场投资等多种形态。高技术领域外资越来越多通过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等间接渠道进入，分享中国科技创新企业成长收益。外资正从“低成本套利”转向长期价值共创模式。
这一变化具有深刻含义。传统FDI统计口径主要覆盖实体产业投资，但大量外资正通过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等渠道进入中国创新经济。这意味着，实际使用外资的下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外资在中国整体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全口径外资”的变化，而不仅仅是商务部统计的FDI数据。
（三）资本市场开放与FDI的互动机制
资本市场的深化开放降低了外资进入和退出成本，增强了中国市场的可投资性。同时，FDI结构升级特别是高技术产业FDI增加，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公司治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形成双向倒逼。资本市场越发达，越能吸引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又进一步提升了资本市场的资产质量和国际化程度。
互动机制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第一，退出渠道效应。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偏好资本市场发达的东道国，因为可以通过上市或并购实现退出。第二，治理外溢效应。外资机构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后，推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改善，间接提升实体经济质量。第三，信息传递效应。资本市场开放提高了跨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和产业的信息获取效率，降低了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吸引更多FDI。
未来，随着注册制改革深化、金融衍生品工具丰富和跨境资本流动便利化，资本市场与FDI之间的正反馈可能进一步强化。但也要警惕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冲击，需要在开放与审慎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十、外资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联分析
（一）理论机制
外资结构高度化通过四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一是技术溢出效应。高技术外资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工艺和管理经验，通过人员流动、供应链协作等渠道向本土企业扩散。二是产业升级效应。外资引导资源向研发、设计、精密制造等高附加值环节配置，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三是竞争激励效应。高质量外资进入加剧行业竞争，倒逼本土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治理水平。四是人才集聚效应。外资研发中心和高技术服务企业吸引并培养高技能人才，增强区域创新密度。
这四个渠道之间存在相互强化关系。技术溢出和人才集聚提高了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竞争激励进一步激发本土企业的创新动力，产业升级则为技术扩散和人才成长提供了更大空间。外资结构高度化因而可能形成“正向循环”，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持续推动。
（二）经验证据
经验研究显示，单项FDI规模越大、外资业绩指数越高，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明显。高技术产业FDI占比上升，直接提高了外资的知识密集度、技术溢出潜力和产业关联深度。反之，低质量、高能耗、低技术含量的FDI可能加剧资源错配，对经济韧性和绿色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为例，早期外资主要集中于低端组装环节，技术溢出有限。随着外资向芯片设计、材料研发、智能制造等领域延伸，其与中国本土创新体系的互动明显增强，带动了本土设备、材料和设计企业的发展。类似逻辑也适用于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领域。高质量外资通过与中国本土企业共建研发平台、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参与标准制定，形成了更加深层次的融合创新格局。
（三）非线性关系与阈值效应
需要警惕的是，外资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有研究指出，质量型服务业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只有超越拐点后，正向促进作用才能充分显现。这意味着，单纯追求高技术产业外资占比的提升是不够的，还必须关注外资与本土经济的深度融合程度、本土吸收能力和制度配套水平。如果外资进入后与本土创新体系脱节，只形成“飞地经济”，其技术溢出和产业升级效应将大打折扣。
“飞地经济”风险在高技术领域尤为值得关注。如果外资研发中心仅面向母国市场开展研发，与中国本土科研机构、企业和人才缺乏合作，其在中国形成的创新成果可能以知识产权形式回流母国，技术溢出效应有限。政策设计应鼓励外资企业与中国高校、科研院所、本土企业建立实质性创新合作，推动“外资引进来”向“创新融进去”升级。
十一、政策路径设计：推动外资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质量协同提升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外资政策正从“给优惠”转向“拓空间”，从规模导向转向质量优先。基于前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路径。
（一）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弥合“边境后”落差
一是加快制定多个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减少外资企业在数据合规上的不确定性。建立数据出境分类分级管理机制，对研发数据、临床数据、市场数据等不同类别实行差异化监管，在安全可控前提下提升跨境流动效率。二是加强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探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建立外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白名单”制度，定期公开外资企业参与情况。三是推动行业标准与国际接轨，减少外资企业因标准差异产生的额外成本。鼓励外资企业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推动检测认证结果互认。四是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重大行业政策出台前充分听取外资企业意见，确保“大门开、小门也开”。
（二）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拓展外资新空间
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总额约73%，已成为外资流入主渠道。应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自主开放，进一步放宽专业服务、养老托育、商务服务等市场准入。在已开放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营”，重点解决许可审批、执业资格、数据跨境等操作性障碍。
服务业开放需要与国内监管改革协同推进。外资进入服务业后，对其经营行为的监管应基于“透明、公平、非歧视”原则，避免用行业监管取代准入限制。同时，应根据行业特点分类施策：对金融、电信等涉及系统性风险的行业，在开放的同时健全宏观审慎监管；对教育、文化等涉及意识形态的行业，在开放中守住安全底线；对养老、托育、商务服务等社会需求大的行业，通过开放引入优质供给，提升服务质量。
（三）以产业政策为引导，推动外资与本土创新深度融合
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便利外籍高层次人才引进，支持外资企业设立开放式创新平台和实训基地。鼓励外资企业参与中国重大科技项目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推动外资从“在中国生产”走向“在中国研发”“在中国创新”。加强鼓励类目录与地方产业规划的衔接，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形成政策引导与市场选择的共振。
推动外资与本土创新深度融合，需要构建“外资企业—本土企业—高校院所—政府”四方协同的创新网络。应支持外资企业牵头或参与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参与大科学装置和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同时，建立外资研发中心与本土初创企业的对接机制，促进技术合作、投资并购和人才流动。
（四）以区域协调为支撑，优化外资空间布局
鼓励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降低制造业企业用地、用能、用工、物流等成本。规划整合重点开发区，与东部地区结对开展外商投资产业转移合作，支持在中西部建设高技术产业承接基地。通过差异化区域政策，拓展高技术外资的空间腹地，缓解东部创新要素过度集聚与中西部外资吸纳能力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中西部地区吸引高技术外资，不能简单复制东部的“土地+税收”模式，而应聚焦于特色产业集群和区位优势。例如，成渝地区可在电子信息、航空航天领域建设面向西南市场的制造和研发基地；武汉、长沙可在光电子、装备制造领域吸引外资建立区域研发中心；西安、成都可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开拓中发挥外资平台作用。区域政策应注重产业基础与外资需求的匹配，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五）以存量维护为底线，稳住外资基本盘
到2025年底，中国外资企业存量53.3万家、规模近4万亿美元。稳住存量外资与吸引增量外资同等重要。应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鼓励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外资企业常态化联系机制，及时回应其经营困难与政策诉求。
存量维护的关键在于解决外资企业在华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增强其长期发展信心。地方政府应建立“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的外资企业服务机制，对外资企业反映的困难实行清单化管理、跟踪督办。对于受国际形势影响较大的外资企业，可通过稳岗补贴、市场开拓支持等措施帮助其渡过短期困难，避免“转一圈就离开”的短期化行为。
（六）以风险防控为保障，统筹发展与安全
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强化外资安全审查和反垄断监管，防范关键领域、敏感数据和核心技术安全风险。完善外资企业合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引导外资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统筹开放与安全，确保高质量利用外资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大局。
风险防控的关键在于精准界定安全边界，避免泛化和扩大化。安全审查应聚焦于真正涉及国家安全、核心技术和重大公共利益的领域，明确审查标准和程序，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同时，应加强外资企业数据合规指导，帮助企业理解中国数据安全法律法规，降低合规成本。在反垄断执法中，坚持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十二、结论与展望
2026年1—7月中国外资数据呈现的“总量承压、结构优化”特征，本质上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外资领域的必然映射。高技术产业外资占比跃升至41.6%，标志着中国吸引外资正从“成本洼地”走向“创新高地”。然而，高技术产业的高增尚不足以弥补传统外资的减量，新旧动能转换的“时间差”仍然存在。
当前中国外资面临的核心矛盾，已从“能不能吸引到外资”转向“能不能吸引到高质量外资”以及“能不能让高质量外资留得住、发展好”。制造业准入全面“清零”解决了“能不能进”的问题，但“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的全链条仍需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
展望未来，随着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产业生态持续完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发挥，中国对全球优质资本的吸引力不会因短期波动而削弱。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约1050亿美元，仍是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并继续吸引研发和医药制造等高附加值领域的投资承诺。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走向“创新高地”，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这一转型本身就是吸引全球优质资本最持久的力量。政策制定者需要的，不是对短期总量波动的过度焦虑，而是对结构转型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制度型开放的系统推进。
需要认识到，外资结构的“高度化”与本土创新体系的“深度融合化”同等重要。只有让高技术外资真正嵌入中国的创新网络、产业生态和人才培养体系，才能实现从“外资在中国”到“外资与中国”的质变，使高质量外资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下一阶段外资政策的核心命题，不是简单地提高高技术产业占比，而是构建一个让全球优质资本愿意来、留得住、融得进、共成长的制度与生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