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变化与利用外资
1.全球经济将显著分化,亚太区域投资价值凸显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区域增长分化,正重塑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价值判断与战略布局。根据IMF预测,2026-2030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停留在3.1%-3.2%,各区域呈现显著结构性分化:发达经济体增速仅为1.5%-1.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4.0%-4.2%。在此格局下,亚太地区以其4.5%-4.8%的预期增速和约60%的全球增长贡献率,成为最具活力的增长极。
跨国公司为寻求价值最大化,倾向于将新增产能投资于最具增长潜力的区域。中国作为亚太区域的核心支柱,不仅拥有区域内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最完备的产业体系,经济以4%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预期,在全球不确定性中凸显稳定性和韧性。跨国公司将更加重视中国市场价值,将中国作为其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环节进行深耕,并采取多元化布局以增强自身韧性。
2.全球FDI将止跌回稳,格局面临深刻调整
全球FDI在经历2025年低谷后,将呈现温和修复与深度调整并存态势。UNCTAD对2025年及以后全球FDI发展趋势提出以下展望:
一是FDI总量呈温和修复,而非强劲反弹。预计2025年全球FDI流量探底后,其后将止跌回稳。主要支撑因素有全球货币政策总体转向宽松周期、企业盈利与再投资能力保持强劲。但地缘政治壁垒与投资审查趋严等制度性约束,将限制FDI回升幅度,预计其增速低于同期全球经济与贸易发展水平。
二是FDI结构将由基建和能源主导转向数字和绿色驱动。数字经济与绿色产业将成为吸引外资的核心赛道。随着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被纳入多国产业安全清单,相关长周期投资将持续增长。传统重资产行业,如油气和商业地产,因回报率下降及合规成本上升,吸引力将进一步减弱。
三是区域格局将转向亚太区域与中东走廊并立。供应链多元化已进入资本布局实质性阶段,亚太经济体凭借其成本与政策优势,将持续承接制造业转移。同时,海湾国家正从资本输出地加速转型为高端制造与区域总部集聚地,形成新增长点。
全球FDI发展趋势对我国吸引FDI具有双重影响:
一方面,带来新的战略机遇。全球FDI向数字和绿色领域的结构性转向,与我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方向高度契合。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完整产业链和巨大市场,将成为吸引相关高质量外资的独特优势。亚太区域持续作为投资热点的趋势,也进一步巩固了我国作为区域供应链核心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提出严峻挑战。全球FDI总量的温和复苏意味着国际引资竞争将更加激烈。同时,地缘政治因素和投资审查趋严,我国吸引外资,特别是高端技术领域外资将面临更多此类制约。此外,中东等新兴投资目的地的崛起,将在一定程度上分流国际资本,对我国招商引资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3.地缘政治和全球产业链重构
“十五五”时期是国际秩序转型的深化阶段,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主要表现为:
一是大国博弈和战略竞争多维化。中美关系结构性调整,两国在科技、金融、产业链、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竞斗持续,非传统安全挑战(网络安全、太空、极地)成为大国竞争新领域。
二是多极力量重组,欧盟、俄罗斯、印度、东盟等力量在地缘政治中的自主性增强。
三是地缘冲突易发多发,热点地区不确定性。除俄乌冲突之外,中东、朝鲜半岛、台海、南海等地区仍存在潜在冲突风险,局部紧张可能阶段性升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深刻影响我国对外开放和吸引利用外资。
大国博弈导致经济与科技“武器化”,加剧产业链重构与“脱钩断链”风险。关键矿产、半导体、新能源等战略资源的争夺白热化。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数字治理与数据主权等前沿科技成为国家安全核心议题,技术标准与规则制定权争夺激烈。各国推动供应链“去风险化”,区域化、近岸化趋势明显,跨国企业的全球产业链布局深入调整,显著影响全球FDI的区域和国别流向。
4.投资限制政策与国家安全审查
“十五五”时期中国吸引外资面临的一项重大的外部障碍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加强的对华投资限制和国家安全审查。“美国对外投资反向审查”通常是指美国对本国资本流向海外(特别是流向某些特定国家或关键领域)的投资行为进行的审查和限制。这个较新的政策动向,与传统的审查外国对美投资的CFIUS机制方向相反,因此常被称为“反向”或“对外”投资审查。
2023年8月9日,拜登总统签署了《关于解决美国对受关注国家特定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投资的行政命令》。其目的是限制和禁止美国主体(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及机构)在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系统(特别是用于军事、情报、监控等领域的AI)等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领域进行新的股权投资、提供债务融资或技术转让。这是对美国现有出口管制、实体清单、CFIUS审查等对华科技竞争工具的重要补充。过去的限制主要针对“流入”(对华出口、技术转让)和“进来”(中国对美投资),现在则试图管控“流出”(美国对华投资)。该政策得到了美国国会两党(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广泛支持,被视为应对大国技术竞争的必要措施。2025年12月该行政命令正式升级为联邦法律《2025年综合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新法案要求财政部在2027年3月13日之前发布修订后的实施细则,届时管制范围和细节可能会有调整。
目前,美国“反向投资审查”最明确、最受关注的对象是对中国(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在特定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未来还可能将范围扩大至古巴、伊朗、朝鲜、俄罗斯和委内瑞拉。该法案可能引发其他盟友(如欧盟)的效仿,形成对特定国家技术投资的“西方联盟”审查网络;可能促使资本从中国受限领域转向其他地区(如东南亚、印度),或转向中国不受限的领域,同时也可能促使中国加大自主研发力度。
国内发展环境与利用外资
1. 宏观经济政策与运行趋势
“十五五”期间,我国宏观政策将精准协同发力,经济运行将呈现创新驱动、质效双升的稳健运行态势。
一是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为,优化支出结构,重点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转型等领域,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工具增强国家重大战略财力保障。
二是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灵活,强化逆周期调节,运用多种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促进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三是宏观政策将强化与产业、科技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效能。
四是风险防控体系将更加健全,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完善金融监管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些政策导向和运行态势将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宏观环境,特别是在高端制造、绿色经济等战略领域。
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宏观环境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组合,将对在华外资产生明确的筛选与引导作用。
一方面,政策资源将向契合国家战略的领域倾斜。专注于如高端制造、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生物医药等国家重点发展领域的外资企业,将获得更多市场准入、政策支持及产业链合作的机会。
另一方面,该政策导向提升了中国作为长期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中国日益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经济增速,共同构成了对冲全球不确定性的关键确定性。这对于追求资产安全性与回报稳定性的国际资本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2.消费和统一大市场发展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通过提振消费和建设统一大市场,充分释放内需潜力,构建强大的国内市场。
一是通过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清理不合理消费限制,扩大优质供给,有效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二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纵深推进,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等壁垒。
三是将加速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四是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高标准联通市场设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促进要素高效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
统一大市场的深化建设和消费潜力的释放,将对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一是有助于构建更高效的全国运营体系。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导致的市场分割,为外资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整合资源、布局产销网络、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制度环境,有效实现降本增效。
二是开辟消费细分市场的新赛道。伴随消费升级与结构分化,高端制造、健康养老、文教娱乐等领域的蓝海市场不断涌现。这为外资企业跳出同质化竞争,通过精准定位和差异化策略抢占细分市场机遇,提供了广阔空间。
三是有助于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统一的市场规则将降低地方性优惠政策在招商引资中的作用,这会引导外资企业减少对外部政策的依赖,转而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技术创新。供应链优化等核心竞争力提升上,实现其在华业务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3.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
一是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推动技术改造升级,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二是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扩大服务业开放,深化监管改革,完善支持政策体系,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三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对吸引外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升产业竞争力与市场潜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形成高技术产业集群,吸引外资寻求技术合作与知识转移。产业创新融合催生对高端技术、人才和服务的需求,为外资提供高附加值投资机会(如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与政策支持。政府通过建设科研平台、孵化器和产业园区,提供资金、税收优惠和知识产权保护,降低外资进入风险。发挥自贸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平台作用,促进跨境研发合作,增强外资长期投资信心。
三是驱动市场需求与消费升级。产业创新融合孕育智能装备、数字经济等新业态,激发消费升级,为外资提供广阔市场空间。低碳技术和绿色产业融合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吸引ESG(环境、社会、治理)导向的外资。
四是增强供应链韧性与合作网络。科技创新提升供应链智能化水平,吸引外资参与高效、韧性的供应链体系。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融合,加速技术商业化,外资可通过合作接入本地创新网络。
4.“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的部署
“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将迈入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新格局,对外开放将更加注重系统性、安全性与包容性,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助力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塑造竞争新优势。该时期对外开放可能的主要方向:
一是在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环保等领域与国际高标准衔接,制度型开放成为核心。
二是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加速发展,扩大服务业开放,探索数字贸易规则,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三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建设绿色、健康、数字丝绸之路,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
四是区域经济合作深化,深化亚太合作,拓展新兴市场,发挥港澳桥头堡作用。
五是金融开放与风险防控并重,金融市场双向开放,防范跨境金融风险。
六是产业链供应链高水平开放,吸引高端制造业与研发,吸引高端制造业与研发,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绿色低碳等领域,提升产业链韧性。培育本土跨国公司,保障关键领域安全。
七是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多边机制改革,积极参与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
“十五五”时期利用外资工作将在一个高度复杂和变革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展开,既面临严峻挑战,也蕴含新的机遇。
一是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在“去风险”“友岸外包”等理念影响下,全球供应链趋于区域化、多元化,对中国的引资带来结构性压力。
二是国际引资竞争格局白热化,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新兴制造基地和部分发达国家通过大规模激励政策,激烈争夺高端制造业投资。
三是中国自身发展模式转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利用外资的逻辑也必须同步升级。
总体判断,我国外资流入的增速可能放缓,但质量要求将大幅提高。利用外资的核心目标将紧密服务于“新发展格局”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中国利用外资的重点预计将聚焦以下几个方面:“硬科技”与高端制造业;深化服务业开放,突破制度型开放障碍;引导外资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继续优化外资区域布局。
综上所述,“十五五”时期,中国吸引外资将进入一个“高端化、服务化、本土化、绿色化”的新阶段,外资工作是涉及深层次改革、全球规则对接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利用外资的成效,将成为检验中国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深刻的制度型开放,提供超越其他经济体的长期稳定积极预期和商业环境。将庞大的国内市场潜力,有效转化为高端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全球创新网络中占据更核心位置,使我国成为外资企业不可或缺的研发和创新基地。
张菲 李洪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2026年1月(上)第01期《中国外资》杂志
